（原文刊載於2009年樂多部落格）
在焦慮之時，我上網看看大家如何排解對於拉森這套千禧三部曲之２《玩火的女孩》戛然而止的焦慮，畢竟艾倫．狄波頓也有說解決身分焦慮的方法就是公開討論。
結果卻因此讀到拉森的故事。
因為莎蘭德的過去已經被埋在墓園裡（或是尚未中文的第三集裡，我不想先偷看英文半知半解），所以也只能來認識一下拉森的過去，愈讀、腎上腺素愈高，於是決定抄譯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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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拉森在中央通訊社的同事表示，他們曾在茶餘飯後討論起莎蘭德這樣的角色：如果那些童話故事裡的腳色在現實世界裡長大了，會變成什麼樣子。拉森特別喜歡瑞典經典名著「長襪皮皮」長大了之後的想法，如果有一個功能失調，注意力缺乏無序，在所謂正常的社會裡不容易找到安身之處的女孩？他有部分是以這樣的角度創造了莎蘭德。
拉森的父母實在太窮又太年輕，所以他是被送去瑞典北部的小村莊給祖父隔代教養拉拔大的。祖父成為他心目中的典範，他不僅反法西斯，在二戰中更由於反納粹的言論被囚禁，如果他在丹麥，應該會被送到集中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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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命運深深影響了拉森，保障平等權利、民主言論自由，以免重蹈歷史和祖父遭遇的覆轍。
9 歲時，祖父過世，拉森才回去與父母和弟弟同住。12歲生日時收到一台打字機，於是有許多個夜晚他都在寫作，這達達的打字聲陪著全家人......也難以入眠。
退伍之後拉森曾前往非洲，有如背包客。他沒什麼錢，他的父親在後來接受專訪說，拉森曾經在阿爾及利亞得靠洗碗賺錢和賣掉衣服，才能籌措交通費用回家。
結束了學校和軍旅生涯，他曾經在郵局做了幾年（啊哈），就在這1970年代中期，他積極參與瑞典左翼運動，編輯雜誌，相當關注越戰。也是因為他18歲時在一個反越戰會議中遇見Eva Gabrielsson，她便成為他的終身伴侶。
除了偶爾因為工作太投入之外，他們都住在一起，直到拉森死去。
1977年他開始在瑞典中央通訊社擔任美術設計，提供瑞典的多媒體新聞，這工作持續了22年，70年代過去後他將注意力轉向右翼極端，這是他在學校裡就有興趣的主題，並在一生中都持續受到啟發。1991完成他的第一本書，《右翼極端主義》，他跟瑞典作家Anna-Lena Lodenius合作，她專門研究國際激進團體，她曾經說拉森在90年代初期就有寫推理小說的計畫，他預計10年後開始寫（果然非常有規劃，唯一計畫外的就是看不到自己作品出版啊）。
《右翼極端主義》出版後，一份新納粹報紙在1993發表文章，公佈了這兩位作者的照片地址和電話號碼，最後還提出一行：「應該讓他繼續這樣做嗎？還是應該採取某些行動？」
報紙發行者後來被判處四個月監禁。但這並沒有唬到拉森，反而有如說服他加強鬥志。
拉森在1980年代早期便擔任英國反法西斯雜誌Searchlight的斯堪那維亞通訊記者，1995年他也是一個類似EXPO雜誌基金會幕後的主要力量。兩年來他結合了這兩個全職工作，決定在1997年辭去中央通訊社，正式投入EXPO。從1999到他死前，都是這間雜誌的主編。
他和Eva不斷受到來自右翼份子的暴力威脅，1999年勞動工會領導人被新納粹黨份子於自家中被謀殺時，警方在兇手家中發現有關拉森伴侶的照片和資料。因此他們開始採取預防措施，他們不會同時出現在屋外，把鏡子都移到大廳（為什麼？哪個推理迷為我分析一下），在家中也始終拉下百葉窗。這只是其中幾個例子，拉森後來為瑞典記者聯盟寫了一本指點新聞記者應該如何對應威脅的書籍。
這種情況讓拉森在expo基金會的工作與夜間寫作之間，有了對比。他將寫推理小說視為放鬆（妙！）。畢竟，沒有人會因為他在小說裡持續追蹤無頭緒的線索，描繪人物，架構陰謀，而要殺他和Eva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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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犯罪小說或政治，他就是一定要研究如何把拼圖兜攏，伴侶Eva 回憶起每天他都會問：嘿，妳猜我今天學到什麼？
他也對科幻小說有興趣，是斯堪那維亞的科幻協會主席，出版兩本雜誌。
當你看到一種結合：在EXPO工作、寫著關於右翼激進主義的書，為國際政治家、警察部隊、無以數計的青年舉辦演講，晚上寫著推理小說，每天要抽60隻以上的手捲菸，有時候忘了幾餐沒吃，那一定會出現「工作狂」的印象。
他在瑞典快報的同事受訪時證實，拉森總是在清晨四五點才回家，那時他還在著手布隆維斯特和莎蘭德的故事，然後他總會光明的說著：「明年一定會更好的。」
（這句是 It will be better next year. 感覺像是電影〈亂世佳人〉的結尾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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